一國兩制下香港應實行怎樣的資本主義

有幸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聆聽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當習主席講到「這樣的好制度（「一國兩制」）、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現場響起了持久的掌聲。可以看到所有人都是希望看到「一國兩制」長期實行。事實上，回歸25年以來，以憲法和《基本法》為基礎的特區憲制秩序穩健運行，尤其是近年來在中央全面管治權得到落實，特區高度自治權正確行使，對「一國」和「兩制」本枝根葉的認識形成了充分的共識後，不管是中央還是特區、官員還是老百姓，都全面擁護「一國兩制」這個香港安身立命之本。但是，在「一國兩制」下，如何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如何做到四個必須，達到四個希望，筆者認為，一定要深刻研究，「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應該實行怎樣的資本主義。

「一國兩制」下的兩種制度，其中一制是內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果我們細心想想，今天內地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不就是馬克思、列寧或者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是經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再加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不斷演化，是符合中國今天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基礎的，也是符合中國人民的期望和需求的。反觀「一國兩制」下的資本主義制度，到底應該是怎樣的制度，《基本法》並沒有規定，歷任治港班子也沒有在這方面提出任何理論論述。

事實上，如果我們教條地堅持香港要實行「真正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十八世紀馬克思筆下的壟斷資本主義，那麼結果就一定是走向資本高度壟斷，嚴重貧富懸殊，無產階級受壓迫。反觀世界上其他實行資本主義的地方，英、美、法、德的制度都有很大不同，更不要說北歐的左派政府。可以說全世界發達地區都沒有像香港這樣完全放任資本。我們實在應該反省，而不是陶醉在香港在世界上經濟自由度的排名，而應該想想為什麼那麼多先進地區都比香港不自由。既然我們國家能夠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按照中國的實際狀況和人民的需求演化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就應該研究「一國兩制」下，我們應該要發展怎樣有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

兼顧各個階層利益

筆者曾經做過一個研究，通過搜索、分析、比較從香港1980年至2020年之間，香港每1平方米樓價、每1平方米租金，以及工資中位數。我們發現，40年間，工資中位數上升大約8倍，租金也是大約8倍。事實上租金的上升趨勢和工資基本同步，這個其實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沒有人會租兩個房子來住，所以大部分時候租金是和收入有相關度，當然不同時期會有一點不同。其中最低時期為沙士肆虐的2003年，此時香港市民工作3.27小時即可在港島租住1平方米，工作1.96小時即可在新界租住1平方米。

最高時期為1990年代，如1994年在港島租住1平米需要工作6.76小時。而自2003年後，雖然市民的租樓負擔不斷上升，但比較過往20年的租樓負擔，並無明顯增高。2020年則為5.27小時。若選擇新界地區，2020年則為工作3.39小時就可租1平方米。當然以每月工作200小時左右算，如果在港島租住一個40平米的地方，基本上一個人的工資全部要拿來交租，負擔不能說不重。但是更驚人的是，港島區的樓價是40年前的18.9倍。

1997年香港回歸之時，香港市民的時薪中位數為44元，10年後的2007年，時薪中位數則為46元，僅僅增加了2元。縱使到了2020年，時薪中位數也只是75元，只比1997年的時薪中位數增加約70%，但香港2020年的GDP則比1997年的GDP增加了超過93%。

可以看到，廣大香港市民並未能完全分享到香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香港多年來以「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聞名世界，長期奉行「自由市場」原則和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創造了繁榮輝煌的發展成就。但是居民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日益懸殊，普羅大眾不單無法從經濟增長中分享發展紅利，反而要承受資產價格暴漲帶來的痛楚。幾十年來香港的堅尼系數持續攀升，在發達經濟體中高居首位，2016年已經達到0.539，大大超過危險警戒線。

「全球最自由」是否就是最好？在香港實行接近「原教旨」的資本主義，是否就是對香港和香港市民好？筆者認為，香港的轉型之路需要借鑑「共同富裕」理念、揚棄「積極不干預」政策，實行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早在1984年，鄧小平先生就提出過：「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現在就是到了香港人自己要求變的時候了。筆者認為，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需要兼顧各階層利益，解決深層次矛盾，需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讓每位市民都堅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夠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節制資本打破壟斷

無論是社會科學理論，還是二戰結束之後西方社會的發展經驗，都說明龐大的中產階層和橄欖型的社會結構，是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的基石；相反，經濟全球化給美國等發達國家帶來製造業轉移和工作職位外流，引起貧富分化加劇，導致民粹主義沉渣泛起和社會撕裂前車可鑑。事實上，孟子早就說過：「有恒產者有恒心。」新加坡從建國初期就一直積極建造組屋，達到92%人口擁有房屋，真正實現了「居者有其屋」。特區政府除了建造更多的租住公屋外，必須建造更多的居屋和優化租置計劃，使市民「有產化（ Empropertyment）」，讓市民的財富也和資本的增值掛鈎。

在民生上，若坐視資本的壟斷與財富的過分集中，導致貧富差距懸殊、基層生活困苦、社會怨氣日盛，無法解決日益嚴重的深層次矛盾。事實上，筆者並不贊成貿然地進行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大幅提升居民福利。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也並不是要完全追求如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共同富裕。而是要參照這樣的理念。政府施政應以人為本，提供更好的基礎生活保障和社會安全網，注重提高居民的教育水準、職業素養和創造能力。讓所有香港人都能享有大致同等的發展起點和公平的發展機會。

事實上，共產主義講求的是「終點公平」，自由主義側重的是「過程公平」， 所謂「level playing field」（公平的競爭環境）。但正如我十幾年前有一次向當時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所說，「the playing field was never level in the first place」（競爭環境從一開始就不公平）。今天的香港，因為各種極度資本友善的政策，資本比其他要素例如土地和勞工長期佔優勢。我們無法縮小起點的距離，要做的只是透過各種手段避免因為起點不公而引致的過程不公。同時也透過其他手段，讓比起資本弱勢的其他群體，有一個更好的生活。

我很尊敬的一位日本朋友原丈人先生，曾經擔任幾任日本首相的顧問。他提出的「公益資本主義」，則是另一個香港的社會精英應該留意的概念。他認為企業是社會公器，應該通過事業為社會做貢獻，企業通過為員工、顧客、供應商、社區、地球等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做出貢獻，企業價值才會提升，其結果，也會給股東帶來利益。在疫情下，政府督促私立醫院須有所承擔，正是這一理念的體現。而發展教育、傳媒等產業同樣需要秉持做社會公器的理念。我希望在香港可以見到更多的「公益資本企業」。

孫中山先生曾經在三民主義裏面就已經提出要「節制資本」。孫中山深諳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因壟斷資本而產生的社會問題，從而主張中國必須「節制資本」，以防患於未然。他主張運用法律手段，節制資本以規制壟斷。他主張在節制私人壟斷資本的同時，又要「保護」和「鼓勵」中小私人資本的發展。我覺得今天的香港也要如此。競爭法通過多年，一隻「大老虎」都沒有打過。電訊、超市、能源等等，以及各種跨行業壟斷，難道真的沒有辦法打破？

形成整體提升社會

誠然，在如今國際資本高度流動的情況下，香港特區政府若要「劫富濟貧」，貧還未濟，富已走資。資本主義的香港，當然不能也不應該打壓資本。作為全球金融中心，我們的一系列資本友善政策必須維持。但同時我們需要發展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使社會更加公平，推動社會往共同富裕方向發展。對此，香港特區政府可通過加強基層福利，動用力量集中說明社會最需要扶助的20%左右的底層居民，並須加強教育，以拓寬香港的產業光譜，尤其是要推動創新及科技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讓不能和不願做金融的青年人，也有出人頭地的機會。同時要進一步做好最底層市民的保障、福利工作，尤其是醫療和教育，推動整個社會猶如乘坐自動電梯那樣整體向上移動，形成一個整體提升社會（An Uplifting Society）。

筆者不是意識形態的專家，所以本篇對於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論述並不完整，歡迎有識之士一起，共構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理論，推動建立一個讓所有香港人都能分享經濟發展紅利的社會。

洪為民 全國人大代表、絲路智谷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刊於2022年9月05日信報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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