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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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改革，更要開放
在當前疫情陰霾籠罩、國際局勢錯綜複雜的形勢下，香港不但深陷經濟衰退之中，且很多內部問題持續窒礙經濟、社會和創科產業的穩定、發展。面對鄰近地區正在大步向前，香港若不想國際金融中心及龍頭城市地位褪色，絕不能再故步自封，也不能僅期盼中央「送大禮」。香港的未來需要改革，更需要開放，以此尋找新角色、新定位，從而推動香港真正重新出發。
過去一年的社會運動反映出，不僅法制、土地、房屋、就業等深層次問題，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香港特區政府現有的諮詢架構和市民參與模式，亦須及時革新。相比不斷推進改革的中國內地，香港確實過於守成，而不思變革。舊體制弊端的沉澱物遲遲未能清除，社會也未能凝聚改革共識，相關利益團體更是對改革多加阻撓，結果就是香港改革延緩，社會、經濟、創科發展都無法向前推進。（具體詳見拙作《透視香港的「問題」人群》）
那麼，該如何推動香港進行改革呢？我們認為，需要通過開放，以開放促進創新，以創新倒逼各方改革。
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推動香港對外開放，就是向全球尋找新的市場、技術、資本和管理等領域的合作，通過引進新元素，與香港當前既有資源相結合，帶來新的驅動力，打破舊有的秩序。
況且，對香港而言，開放、改革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時任港督麥理浩就已實施了對外開放政策。麥理浩一方面向國際社會開放金融業和工業，包括先後撤銷外匯管制、黃金交易管制，取消自1965年以來停止向外資銀行發放牌照的規定，以及取消外幣存款利息預扣稅，和降低港元存款利息預扣稅等放寬外資銀行赴港開業措施，以此吸引美資、英資金融機構前往香港投資。為提升香港的工業技術水平，麥理浩還設立工業投資促進委員會，以此吸引外資前來香港投資工業。
較少為人提及的是，麥理浩其實也重視向中國內地開放，他在1979年應邀訪問北京等地，成為二戰後首位官式訪問中國的港督，改善了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關係，並促進了兩地的進一步交流與合作。
麥理浩對外進行開放，對內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最令外界記憶猶新的是，在其任內實施十年建屋計畫、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推行九年免費教育、設立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等重要改革措施。
麥理浩的開放、改革措施，並沒有引來“鯊魚”，而是引來“鯰魚”，並產生“鯰魚效應”，通過內外部的創新、改革，令香港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之一，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日後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大都會，奠定重要的基礎。
我們認為，當前的香港，也需要通過開放，不但向國際社會進一步開放，也向中國內地進一步開放，同時向人才開放，並在香港內部增強開放心態、凝聚開放共識，無懼“引狼入室”，更要“與狼共舞”，促使香港突破改革樽頸，推動香港再出發。
其一，在向國際社會進一步開放方面，香港應進一步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開放，打造成為“一帶一路”多功能平台。
過去，作為國際城市的香港，其國際化實際主要是“歐美化”，多數港人對世界的認知僅僅集中於歐、美、日及中東地區的少數幾國，且僅僅對上述國家中能影響股市、匯市波動的事興致勃勃，沒有興趣全面、深入到經濟、文化、社會及傳統等各領域中去。對其他的國家，港人往往興味索然，未能及時捕捉到眾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日新月異的變化，令香港喪失了不少發展機遇。
當前，隨著世界經濟深刻調整，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全球經貿秩序將面臨重大轉變，再加上中美關係每況愈下，香港如繼續只重視“歐美化”，優勢將轉為劣勢。
對此，香港可以更多把目光投向國際組織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從中挖掘新機遇。除了我們一直公開呼籲香港特區政府，應積極考慮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為香港向外開拓更多經貿合作機遇，以加強和各成員國尤其是和東南亞國家的經貿、文化和教育等領域的合作之外，我們亦建議香港未來應把握住“一帶一路”沿線的非洲國家發展前景。
筆者之一（梁海明）去年曾飛赴吉布提、坦桑尼亞和津巴布韋三個非洲國家實地調研、考察，發現中國和非洲的合作近年來愈趨緊密，在互聯網、數字經濟、智慧城市、5G等新基建領域的合作推進尤為迅速。有資料顯示，未來 3 年，非洲互聯網滲透率將高速增長，非洲網民規模可達到約 8 億人，將與當前全中國的網民規模相當。而且，智能手機對於非洲市場的滲透也將持續擴大，預計到2022年，智能手機的滲透率將達到73%。全球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估計，如果互聯網普及率達到移動電話的普及水平，非洲每年國內生產總值能增加 3000 億美元。
這對香港而言，除了推動香港相關企業借助“一帶一路”倡議紅利前往非洲國家投資外，還可以吸引非洲國家的眾多的創新科技企業前往香港上市，令香港的上市企業更加多元化、多國化。
香港並可更主動地通過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融資、金融、財會、擔保和仲裁等專業、高端服務，以及作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開發出更多人民幣投資產品，進一步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尤其是推動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際化進程，打造成為“一帶一路”多功能平台，以此鞏固和發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大都會的地位。
其二，在向中國內地進一步開放方面，香港應向內地開放醫療、教育等更多專業行業。
中國內地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不少行業發展已經達到甚至超過國際水準。儘管香港的經濟與內地企業和市場關聯緊密，但與此同時，本地不少行業對內地的抗拒、封閉心態也異常強勢，在許多方面甚至已累及自身。以醫療行業為例，新冠疫情爆發期間，中國內地醫護原本可更大力援助香港，卻被本地醫療界視為洪水猛獸；中國內地廉價的檢測資源和試劑，也一度被不同利益集團極力抗拒，甚至橫加詆毀。
事實上，中國醫護人員曾對逾百個國家及世衛組織、非盟等國際組織，提供過緊急援助。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中國醫護人員也曾派出多個醫療團隊，馳援疫情嚴重地如伊朗、塞爾維亞、意大利、柬埔寨等國，其醫療水平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內地的試劑，更是早已在數億人的龐大樣本中被證實效力。況且，數十萬名在內地工作、生活的港人，也已習慣於內地接受醫療服務。
若能引進一定數量的具有國際水平、經驗豐富、通曉英語和粵語的內地醫護人員，不但有助於香港對抗新冠疫情，也有助於香港市民接受更多、更全、更多選擇的醫療服務。同時，這種“引狼入室”還將促進香港本地醫護人員、醫療機構更加精益求精，為香港市民服務。
開放教育行業的意義則更為深遠。由於中小學學生都是未成年人，容易受學校老師的影響，在部分老師的刻意引導下，他們容易被灌輸反政府的政治理念，導致香港不少學生在反政府理念中成長。要改變現狀，需要引進更多的愛國愛港教育機構、教育人才赴港辦學、任教。
實際上，作為高收入、高教育水準的國際化都市，香港一直吸引著大量不同背景的辦學團體。但在香港本地頑固的保護主義下，目前愛國愛港團體、中資等背景在香港辦學，幾乎是難如登天。例如，香港儘管有完善的人才引入政策，但中小學體系在畸形的本地保護主義下，為了保護本地教師，中小學階段唯一能夠取得簽證的只有本地缺乏供應的“普教中”（普通話教授中文）老師，其他教師均難以獲得簽證赴港任教。
未來，香港特區政府應考慮進一步開放教育，引入多元辦學團體，尤其是鼓勵愛國愛港以及內地背景的辦學團體在港辦學。我們發現，目前香港每年只有5萬餘小學新生，只要建立10-20家“愛國愛港”背景的學校，以每年級200名學生及中小學12年制計算，短時間即可影響到數萬青少年。從需求來看，香港家長普遍高度重視教育品質，政治理念對學校招生並無影響：愛國愛港“左校”如培僑書院、福建中學系統等，每年均吸引數千小一新生報名，競爭不足兩百個學位，就是明顯的例證。
其三，香港特區政府要加大對人才的開放政策。
長期以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不僅缺乏吸引人才的政策，甚至存有不少把人才拒之門外的政策。香港早期的入境條例，是以不影響本地就業為前提，從而儘量刁難到香港工作的人才；雖然其後逐漸改善這些“反人才”政策，推出“專才”、“優才”計畫，以吸引全球人才，但實際上門檻甚高。直到2018年，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人才清單”，才第一次提出在某些緊缺專業領域，可以無須在來港定居前，先獲得香港本地僱主聘任，但每年也僅有1000的額度可供申請。
反觀美國，在特朗普擔任總統之前，每年都發放8.5萬個H-1B簽證，供全球人才申請。其中2萬個簽證是給持有碩士或以上學位的人才申請，其餘的則只需持有本科學位即可。事實上，要發展經濟、創新產業，僅靠博士和博士後人才並不足夠，同時也需大量來自全球的本科、碩士學位人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地區，無論大小，其人才儲備基本都來源於國民，但美國的人才政策，則可以從全世界60億的人口中，招募各類優秀人才為其所用，從而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科技強國。
歐洲同樣有此類優秀案例，在丹麥和瑞典的交界處、由厄勒海峽大橋連接在一起的“厄勒地區”，有來自兩岸的9所大學，16.5萬學生和1.2萬名研究人員在此建立了聯繫、合作。大量研究項目得以跨越地區界限，以更低廉的成本和更豐富的人力資源來開展，瑞典不但獲得直通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新通道，丹麥的哥本哈根機場作為北歐國家中最繁忙的國際機場，也為“厄勒地區”的出行提供了更便利的選擇。哥本哈根的民眾則獲得緊鄰城市馬爾默較為廉價資源，尤其是更寬鬆、舒適的住房。這些條件和氛圍，令丹麥和瑞典兩國的科研合作有了進一步發展，促使“厄勒地區”發展成為歐洲北部科研中心，吸引了來自歐洲的大量高科技項目投資，例如價值14億歐元的中子設備、歐洲散裂中子源選址瑞典隆德等投資。
粵港澳大灣區，也完全能夠借鑒丹麥和瑞典通過吸引人才的方式，發展各自的經濟和科技的經驗。香港應當積極吸納大灣區各城市的優秀人才，作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力量，此舉不僅有利於民眾、物流的往來，更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科技發展。
對此，我們建議，特區政府應重新審視香港的入境政策，參考美國的J－1短期交流簽證、H-1B簽證專業技術工作簽證和企業高級行政人員的L簽證等入境政策，讓來自全球各國、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城市的科技企業高管、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以及擁有世界各知名大學本科學位或以上的專業人士（“人才清單”中的某些緊缺專業領域人才），均能前往香港短期甚至長期工作，讓更多人才來創造“香港夢”，逐步消除困擾香港已久的創科產業和人才的“雞和蛋”問題。
其四，香港特區政府需要有更加開放和創新的心態。
一方面，部分官員需放棄制度自滿的意識，以更開放的心態迎接新時代帶來的改變。不少政府官員緊抱“小政府、大市場”政策，經常掛在口邊的是“行之有效”。然而，行之有效並非代表就是最好，更不代表不能改善。正如，美國製片人 David Stutman 所言，“Complacency is the enemy of progress”（自滿是進步的敵人）。
雖然香港曾經在經濟、金融領域長期領先中國內地，導致不少人充滿優越感，縱使香港社會、經濟等出現問題，他們仍然將責任歸咎於國際局勢劇變、外部打壓等“外來因素”，極少對自身原因作出反思。且每當問題出現，部分政府官員只懂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卻對香港身處的結構困局後知後覺，甚至茫然不知，以致錯過許多改革的契機。
以資訊科技行業為例，早在千禧年第一個科網熱潮出現之際，香港曾是世界電子政務和服務的先行者，不管是八達通、智能身份證、還是實時全額結算系統（RTGS），以及電子交易立法，都領先於亞洲乃至全球。但20年後的今天，不僅沒有推陳出新，甚至電子交易條例更是在2004年之後，就一直沒有更新，遠遠未能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而縱觀其它地區尤其是中國內地，卻借著後發優勢“彎道超車”，今天在立法，支付和電子政府服務等方面，均比香港領先不止一代。
又例如，筆者之一（洪為民）曾經長期擔任香港特區政府IT供應商高層，發現在特區政府在招標書裡面，常提出的要求是“Proven system”。Proven System 意指成熟的系統，既已成熟，何來創新? 當然，從風險角度去考慮，特區政府官員要求成熟的系統可以理解，但後果則是扼殺了創新，尤其是本地創新企業的參與。曾有一名英國創科人員，十多年前在香港開發了一套適合政府和銀行使用的智訊保安系統，但是他在香港卻無法找到任何政府、公營機構願意免費使用。他其後前往美國，將這套系統賣給美國的銀行，有了成功案例之後，香港的政府、市場才始向他開放，向他購買產品。
由此可見，這種“重風險、輕創新”的保守心態，不僅存在於香港特區政府，也存在於各監管、公營機構以及多數本地的大企業。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上述機構平時順風順水，普遍不願意冒風險創新。另一方面和這十幾年以來，香港各界對出錯的苛責態度也有關。如果一犯錯就永不翻身，誰也不願意“試錯”，因此在這種不願“試錯”的心態，令香港在創新的路上長期落後於人。
我們認為，要改變現狀，特區政府需要培養懷抱創新的開放心態，官員需要更有創新思維，敢行、敢做、敢試，才能作出新的突破。
以被譽為歐洲創新先驅、全球的高科技創新樞紐的芬蘭為例，芬蘭政府注重建立創新生態和接受新事物的氛圍，一方面通過需求主導創新，發展出由私人企業主導，大學和科研機構配合研發的模式，讓研發由需求驅動，令研發成果可隨即進行商業應用，從而產生良性循環；另一方面，則是建立著重研發投資的生態圈，除了鼓勵更多投資者和研發人才從事創新產業之外，政府、公營機構願意試用研發產品非常關鍵，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政府、公營機構願意試用本地研發出品，對創新產業而言是其發展重要支撐。
香港特區官員在借鑒芬蘭政府的經驗，並抓住在美國的中國概念股回歸，內地創科產業相繼赴港上市等機遇的同時，還應仿效另一國際金融中心倫敦依傍金融中心優勢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尤其是借有史以來集資額最高的螞蟻金服計劃A+H同步上市，將令香港有望維持全球集資金額最大的金融市場之機，進一步推動香港改革完善證券市場的規管制度，加快金融創新，吸引更多內地創新企業到香港上市，實現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創新、金融雙贏發展。畢竟，在可見的將來，隨著中國內地優質創新企業“走出去”的趨勢不變，努力與國際接軌，內地生物醫藥、5G、人工智能、晶片、工業互聯網等新經濟行業已步入快速發展期，香港如能進一步開放、改革，未來將很有可能成為優質創新企業“走出去”的試點和跳板，從而吸納更多的優質創新企業來香港上市，這些企業不僅將成為港交所未來的主要新股來源，也將推動香港逐步發展成為中國的“離岸科技中心”。
我們相信，在國際金融中心和中國離岸科技中心的相互作用、促進下，非常有利於香港提升競爭優勢，打造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此不僅可以鞏固和發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能進一步推動香港未來的社會、科技和經濟發展。
如果說麥理浩的改革開放是篳路藍縷，那麼，如今香港的改革開放是披荊斬棘，尤其是要通過開放倒逼改革，猶如船到中流、人到半山，不進則退，非進不可，各種風險挑戰躲不開也繞不過。但正所謂河流是用來跨越的、山峰是用來攀登的，如果香港特區政府官員、香港各界人士能夠以已過“千山萬水，仍需跋山涉水”的開放心態，奮楫不息、登山不止，相信香港未來可以在大亂之後大治，重新再遠航出發。
要通過開放倒逼改革，猶如船到中流、人到半山，不進則退，非進不可，各種風險挑戰躲不開也繞不過。但正所謂河流是用來跨越的、山峰是用來攀登的，如果香港特區政府官員、香港各界人士能夠以已過“千山萬水，仍需跋山涉水”的開放心態，奮楫不息、登山不止，相信香港未來可以在大亂之後大治，重新再遠航出發。
作者為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爲民、絲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顧問馮達旋
（刊於2020年10月30日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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