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區50+ | 帶路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 城市群的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否就是城市群的建設？

來源：《“一帶一路”下的粵港澳大灣區藍圖》

我們先從一個比較學術的角度去研究產業集群/城市群的發展。城市群並不是中國人發明的，學術上早有城市群相關的研究。通過城市群合作有什麼作用呢？從交易成本理論看，競爭力是企業的推手，增加競爭力可透過減少外部交易成本或減少內部交易成本達成。在市場成本是固定的情況下，誰的成本低，誰的競爭力就高，競爭力是從生產成本、供應鏈分配的效率、市場的植入以及當地的營商環境所驅動的。

有關城市群的不同論述，最早可追溯至1890年，馬歇爾在1890年總結了產業區的六個特點，包括①與當地小區同源的價值觀系統和協同的創新環境；②生產垂直聯繫的企業群體；垂直聯繫就是供應鍊和客戶上下游。 ③最優的人力資源分配；④產業區理想的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⑤競爭與合作並存；⑥富有特色的本地金融系統。粵港澳大灣區除了“不完全市場“這個特徵可能不一定成立外，另外五個特徵我們也都能夠找到的。馬歇爾把地區工業在產業區的集聚歸結為企業追求外部規模經濟，即企業層面的規模報酬不變、社會層面的規模報酬遞增，並且指出這種外部經濟給集聚企業帶來如下幾個方面的好處：①技術的外溢、②提供一個專業技術工人共享的勞動市場、③提供共享的中間投入。馬歇爾是從新古典經濟學角度，通過研究工業組織各種生產要素，間接表明了企業為了追求外部規模經濟而集聚。

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1909）在工業區位論研究提出了集聚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y）的概念。韋伯產業區位理論的核心是在配置產業時，盡量降低成本，尤其是把運輸費​​用盡量降到最低，以實現產品的最佳銷售。韋伯認為產業集聚的一般原因是因為多個工廠集中在一起與各自分散時相比，能給各工廠帶來更多的收益和節省更多的成本，所以工廠有集中一起的願望。集聚之所以能夠給工廠帶來收益或節省成本，又有多種原因，如專門的機器修理廠、靠近的原料供應點、大規模的勞動市場、公用設施、道路等都有助於生產成本的節約。韋伯把產業集群歸結為四個方面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技術設備的發展。隨著技術設備專業化的整體功能加強，技術設備相互依存會促使地方集中化。第二個因素是勞動力組織的發展。韋伯把一個充分發展的、新穎的、綜合的勞動力組織看作是一定意義上的設備，由於其專業化，因而促進了產業集群化。

第三個因素是市場化因素，韋伯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因素。產業集群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批量購買和出售的規模，得到成本更為低廉的信用，甚至 “消滅中間人”。第四個因素是經常性開支成本。產業集群會引發煤氣、自來水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從而減少經常性開支成本。韋伯還從運輸指向和勞動力指向兩個不同的途徑分析產業集群能夠達到的最大規模。那個年代的勞動市場和我們今天說的其實是一樣的，只不過當年可能是普通的工人，今天我們說一些知識的工人。然後公共設施、道路都有助於成本的節約。

科斯（Coase R，1937）提出交易費用理論並用它來分析了組織的界限問題，其目的是說明，企業或其他組織作為一種參與市場交易的單位，其經濟作用在於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組織成一個單位參加市場交換，這樣減少了市場交易者單位數，從而減少信息不對稱的程度，有利於降低交易費用。科斯運用交易費用理論較好地解釋了產業聚集的成因。他認為，由於產業集群內企業眾多，可以增加交易頻率，降低區位成本，使交易的空間範圍和交易對象相對穩定，這些均有助於減少企業的交易費用；同時聚集區內企業的地理接近，有利於提高信息的對稱性，克服交易中的機會主義行為，並節省企業搜尋市場信息的時間和成本，大大降低交易費用。降低成本，使交易的空間範圍和交易對象相對穩定，這個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信用、長期的合作夥伴，這些東西都是減少了企業的交易費用，而且也有利於提高信息的對稱，所以透過降低交易費用來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意大利學者巴格納斯科（Bagnasco）在1977年首先提出新產業區的概念，認為新產業區是具有共同社會背景的人們和企業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會地域生產綜合體”。他的“第三意大利”研究概括‘第三意大利’的集群型產業模式：

第一、小型甚至微型企業佔有絕對優勢。目前平均工業企業從業凡數僅為9人，50人以下的小企業佔企業總數的98%，是典型的小企業空間體系。第二，以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工業為主體，專業化生產程度很高。每個企業只生產一兩種產品或只從事某一環節的生產和加工，企業間橫向和縱向協作均十分密切。傳統工業（如製鞋、服裝、皮包、家具、瓷磚、樂器、食品加工等）以及為上述部門提供機械設施的工業佔有絕大多數的市場份額。第三，高度集中的企業集群型產業區（industrial district）。根據意大利統計局的評判標準，全意大利專業集群地有199個，主要集中在北部、中部和亞德里亞海沿岸，其中的80%分佈在人口不到10萬的小城鎮或村落，意大利中部的企業集群地共有126個，佔總數的71.4%；北部42個。南部15個。如威尼託大區的服裝加工業和家具製造業、托斯卡納大區的毛紡業和陶瓷業、艾米利亞-羅馬涅區-羅馬涅區一羅馬涅大區的皮革業、馬爾凱大區的製鞋業都是各自區內最普及的行業。

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年談到社會鑲嵌問題，這也是和城市群發展有關係的。他說現代市場中各種社會因素對經濟行動發生著主要的影響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他還用“關係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來說明經濟活動在社會結構中的嵌入性，他認為，所謂”關係性嵌入“是指經濟行動者嵌入於個人關係之中，而”結構性嵌入“則指許多行動者嵌入於其中的更為廣闊的社會關係網絡。 ”嵌入“概念的引入和運用一方面說明經濟活動對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的依賴，另一方面說明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對經濟活動的製約，同時，還可以看出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作為經濟活動可以動員的一種資源，構成了企業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本。從Granovetter 的社會資社會資本論述，放到產業群分析，產業群所累積的社會資本對產業群有正面作用。

克魯格曼（1991）也從新經濟地理學去研究集聚模式的好處，他說一個國家或區域為實現規模經濟而使運輸成本最小化，從而使得製造業企業傾向於將區位選擇在市場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場需求則又取決於製造業的分佈。所以，中心一邊緣模式的出現依賴於運輸成本、規模經濟與國民收入中的製造業份額。新經濟地理學的核心思想是報酬遞增、運輸成本與要素流動之間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向心力導致兩個起先完全相同的地區演變成一個核心與周邊的產業集聚模式，其中的關鍵是保持對勞動力流動的高度彈性。模型的結構內容是，兩個地區與兩個部門，兩地區最初是完全相同的，兩個部門分別是報酬遞增、產品具差異性的製造業與報酬不變、產品同質的農業部門。其中兩部門使用的生產要素都是勞動力，同一地區內的農民不能向製造業部門流動，反之亦然；但製造業部門的工人卻可以實現跨地區的在同一部門內流動。新經濟地理學的產業群模型是基於以下事實：企業和產業一般傾向於在特定區位空間集中不同群體，不同的相關活動又傾向於集結在不同的地方，空間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與產業專業化有關。這種同時存在的空間產業集聚和區域專業化的現象，是在城市和區域經濟分析中被廣泛接受的報酬遞增原則的基礎。

關於產業集聚的成功例子，不得不提 Saxenian， Annalee在1994年出版的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區域優勢：矽谷與一二八公路的文化與競爭》。矽谷的競爭力在於公司間網絡持續的互動，隨著勞力的交流，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互動、經濟和社會的，在信息充足的環境下促進這些互動的產生；相反地，在128 公路中的廠商則多以滿足自我需求為考慮，並不參與促進區域創新能量產生的活動，導致區域發展的沒落。矽谷在一個開放和彈性的體系下更加強調人才的自由流動，創新知識的分享、產業間的密切合作與策略聯盟，是一個新興與創新為導向的多元化社會。從Saxenian 的研究會發現，一個產業群的成功，創新及人才的自由流動是十分重要。社會的網絡也包括知識的共享，我們叫做社會資本，這個東西在美國的矽谷一個非常好的例子。投資科技失敗是正常的，很多東西都會失敗，但是你不需要老是為這個失敗悲哀，因為如果這些人不走的話，這些人累積的經驗就成為了社會資本，下一次再創業。矽谷就是這樣的，早期從半導體，有些人發了財，有些人沒做成功，不成功的人去另外的人那裡打工，打完工他又出來創業，創業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敗，失敗了他再回去打工，然後再出來創業，成功的人他會把錢拿出投資，再投資其他人的創業，這樣就形成一個很好的生態圈。今天矽谷已經做到這一點，現在我發現深圳其實也正在做這件事情，你只要把這些人連在一起的話，社會資本可以達到一定的累積。

Michael Porter （波特） 談到鑽石理論模型，說一個國家競爭優勢，就是有需求條件，有相關及支持的產業，透過企業的戰略結構以及同業的競爭，最後抓緊機會結合力量，包括政府也在裡面扮演角色，最後才達到整個國家的競爭優勢。其實還是不斷的重複，一個是提高生產力，提升專業化，因為集中了以後就容易有一些經驗和知識的累積，能夠把整個產業提高它的專業化，如果還有一些研究的機構，為什麼剛才大灣區我提到大學，如果沒有史丹福大學就不會有矽谷的，早期的時候他就靠從研究機構出來到產業，然後促進更多更高層次的商業。

Porter所說的產業集聚三大支柱，即是說營商環境、地理位置、如何創造價值，產業在生產和服務之間如何互相關聯，互相創造價值。應用到大灣區之上，要這三個東西才會形成產業集群。大家不要以為只有中國才喜歡搞工業區、高新區，是計劃經濟下的國家才會搞工業園區嗎？其實不是，不少政府也會推動產業群，就像愛爾蘭，北歐一些小國他們也是積極打造產業群，就算連非洲的埃塞俄比亞也和中國一起搞工業園。有些產業群是自然形成的，比如說矽谷的高新產業集群是自然形成的，有些時候是政府推動，例如給高新企業特別的政策、稅務的優惠、土地使用優惠等，以吸引產業鏈內的不同企業、尤其是龍頭企業的進駐，慢慢形成競爭力或競爭優勢。

亞洲發展銀行委託澳大利亞政府做的一個研究報告Competitive C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21世紀有競爭力的城市，文中談到Cluster-Based 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即城市群經濟發展，重點就是說透過城市群去扶持一些最具增長的產業區，這個跟我們想像中的自由經濟好像不一樣。根據它的論述，城市產業群是有助促進經濟發展，從而增加就業，在新企業的成立，甚至減少貧窮。這份報告裡面為城市群發展提出了一個七大要素方法論，第一，檢視國家經濟及市區的發展策略，決定城市群的範圍。第二，評核每個城市的競爭力。第三，評核各個產業的競爭力。第四，利用產業群的架構還有地圖信息系統去製作一個產業地圖，第五是評估產業群的競爭力及短板，第六是是準備一些計劃，第七是執行。其實這個步驟跟國家發改委要做的事情差不多。原來澳洲政府雖然是奉行自由經濟主義，但是他們對城市群發展的看法，原來和我們的發改委差不多。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迷信“市場化“，即使在西方國家也注意到要用科學的方法去發展城市群，不能單單相信市場無形之手，市場也會有失靈的時候。我相信認識不同的城市群理論有助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幫助我們了解大灣區的優勢，謀劃大灣區的發展。 （未完待續）

 

《“一帶一路”下的粵港澳大灣區藍圖》

作者：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梁海明、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兼職教授洪爲民、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兼職教授洪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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