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0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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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50+ | 帶路大灣區：如何推動近7000萬常住人口參與大灣區建設？

來源：《“一帶一路”下的粵港澳大灣區藍圖》

作者：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梁海明、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兼職教授洪爲民、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兼職教授洪雯

 

港珠澳大橋面臨的爭議：“如果看橋只是橋，問題自然難解”

港珠澳大橋終於在2018年10月24日通車。從港珠澳大橋開建以來，前景屢遭各界質疑，例如認為港珠澳大橋建晚了20年，如今珠三角西部貨物不再需要經香港出口，大橋的物流、人流將不如預期。又如，港珠澳大橋沒有實施“雙Y”（加上深圳）方案，將大大降低了大橋的經濟、社會效益；再如，由於制度的阻隔，協調工作不易，港珠澳大橋開通或難有效推動香港、珠海和澳門三地的深度合作。

在各界“唱衰”雜音多於“唱好”聲音下，挖掘大橋開通所帶來的機遇，解決未來的挑戰已經迫在眉睫。對此，我們曾在不少公開場合提及，如果看橋只是橋，問題自然難解，但如果看橋不是橋，把“功夫”放在橋外，或有助於解決港珠澳大橋的發展困局。

所謂“功夫”放在橋外，我們指的是港珠澳大橋的開通，需要放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大背景中。雖然萬眾矚目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由於各種因素暫未公開向外公佈，但建設不會停止，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也不會改變。

我們認為，作為中國的第一個大灣區規劃，毋庸置疑需要高瞻遠矚，聚焦高層設計。但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建設更應虛實結合，聚焦民心、民生工程。皆因大灣區內有近7000萬常住人口，規劃只有涵蓋更多民心、民生的具體措施，令大灣區多數普通民眾能夠獲益，可以感受到規劃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規劃才能得到廣大民眾的衷心擁護和參與。

未來如何推動更多普通民眾積極參與大灣區的建設，以及大灣區建設如何令普通民眾受益，則是亟需解決的新問題。

早在2018年初，澳門青年聯合會曾發佈《青年人前往內地工作或創業的意欲調查及研究》，調查對象是18至45歲澳門居民，在成功收集的629份有效問卷中，只有30%受訪者認為自己不了解“粵港澳大灣區”的相關內容。香港相關機構類似的調查，也得出了近似的結論。

這些數據反映了大灣區的有關宣傳效果其實不錯，但要推動民眾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考慮到各城市的特殊性，若僅光靠鋪天蓋地的宣傳，並不足夠。作為市場程度高度發達的大灣區，普通民眾比較“現實”，較多關注和自身利益切切相關的事情，和自己利益無關的往往選擇忽略。因此，要推動更多普通民眾積極參與大灣區的建設，僅是依靠宣傳仍不足夠，還需解決眾多大灣區民眾對規劃“冷感”的問題。

據我們的觀察和切身體會，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富裕的地區，很多開始富有的民眾容易對政府的規劃、各種讓經濟“快速發展”的措施出現“冷感”，政府的各種規劃確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避免衰退，但越來越多生活在大灣區的民眾也發現到，經濟快速發展，未必能帶來普遍的富足 （affluence）。

一方面，大灣區的民眾的富足感較難再出現顯著增加。英國有研究機構在大量分析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數據後指出，當一個地區的人均GDP增加到1.5萬美元以上之後（澳門2017年人均GDP約6.9萬美元，香港2017年人均GDP約4.6萬美元、廣東珠三角地區民眾2017年人均GDP逾1.7萬美元），經濟增長所帶來的人均壽命增長、教育參與率以及各種“富足感”指標就不顯著增長。

例如在美國，自1950年以來實際平均國民所得增長了3倍，但自認為“非常快樂的人”，其比例幾乎毫無增長，1970年代中期開始還反而降低了。再從一個反例來看，日本雖然經濟已經“迷失廿年”，期間更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環球金融風暴衝擊，但日本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幾十年來也沒有什麼下滑的情況，而且，現今日本民眾平均壽命的上升速度，反而比前20年更快。

另一方面，經濟快速增長未必能增加“富足感”的同時，還會不停地製造新的“麻煩”，普通民眾多數未能受益。例如，經濟擴張、大搞建設所引發的環境問題實實在在地威脅到了人類的生存。而且，很多大灣區的民眾也認為，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財富，只是進入了少數人的口袋，造成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更多的民眾並未能受益，經濟增長的假像只富足了富人。因此，在很多“小富即安”的粵港澳大灣區的民眾眼中，即使經濟增速不高，但他們依然可以安居樂業，各種讓經濟“快速發展”的規劃，既難讓自己得益，反而擾亂了寧靜的生活。

 

如何推動近7000萬常住人口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

在這種情況下，隨著港珠澳大橋的開通，珠三角東西兩岸的民眾地理距離拉近，該如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內近7000萬常住人口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呢？我們認為，對於眾多大灣區的普通民眾來說，主宰他們思想的主要不是未來，而更是現狀。在多數人看來，保持現狀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的本身，既然大灣區的眾多民眾假設現狀會永遠持續下去，那麼，我們有如下幾個具體建議，或許可讓為數眾多的大灣區民眾感受到，“改變”不但是生活所需，而且更是生活本身。

 

其一、考慮發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公債（GBA CONSTRUCTION BOND），推動大灣區民眾共同購買，共同參與、共同分紅。

粵港澳大灣區的11個城市，我們都曾前往考察過。除了極個別城市之外，多數廣東各市的本地民眾，屬於“有錢又有閑”階層，過上小富即安的生活。這和中國政府往常在其它地區推行的發展規劃不一樣，由於廣東、港澳地區的民眾相對其它地區的民眾相對要富裕一點，對發展的渴求要弱一點，因此規劃需要狠狠“擊中”大灣區民眾的“癢點”，才能吸引民眾們積極參與。

大灣區民眾的癢點之一，或許就是投資理財。對於開始富起來或者手有餘錢的民眾，多數有對資產保值、升值的需求。如果相關部門可以發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公債，降低購買公債的標準（例如最低“入場費”為1000元人民幣），以吸引大灣區的本區民眾購買，或許可以取得一舉兩得的效果。

一方面，可以增加大灣區民眾的參與感。如果發行的公債，能夠收穫不低於通脹率或者普通理財產品的收益率，那麼，由政府相關部門發行的大灣區公債可以極大吸引民眾的興趣。尤其是建設公債完全用來投入大灣區的建設，為大灣區增加便民的基建設施，且未來有收益還可以分紅，這將吸引比較“現實”的大灣區民眾參與。如果他們付出了真金白銀共同參與了大灣區的建設，那麼，自然就不會對大灣區建設“冷感”。另一方面，政府公債可以為大灣區的建設帶來穩定資金。大灣區常住人口近7000萬，即使每次發行公債都只有3000萬人購買該公債，假設“入場費”仍為1000元人民幣的話，那麼每次發行公債都可獲取約300億元的資金，可以有效推動大灣區的各項建設。

大灣區民眾的癢點之二，或許是希望擁有“特權”，能夠有別於大灣區外的民眾。隨著港珠澳大橋和香港高鐵的開通，南下香港的交通便利性增加了，相關部門可以考慮給大灣區常住居民發放大灣區智慧卡，享受大灣區的各項優惠服務，例如，持有大灣區智慧卡的民眾，享有大灣區內各大景點（如迪士尼、海洋公園、錦繡中華）等主題公園的票價優惠，以及出入境、機場和高鐵等的專有過關通道等，以此營造大灣區是一個整體，我們都是“大灣區人”，不分你我的氛圍。

 

其二、為大灣區的民眾提供更多、更好的醫療健康服務。

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富裕（Rich）的區域，但並非富足（Affluent）的區域，這從醫學院的數量可以看出來。我們比較了粵港澳大灣區和西方富足國家/區域的差距，但在英國和法國，每百萬人口的醫學院校數量約為2個，而德國約為3個，這些國家醫學院的數量是擁有近7000萬常住人口的粵港澳大灣區的3至4倍（具體如下圖），這意味著大灣區的醫學院數量遠達不到國際富足的標準。

大學醫學院的功能不僅僅只是醫學院那麼簡單，英國醫學委員會（BMC）曾指出，醫學院的使命具有三個不可或缺的作用：教育、提高知識和服務社會。對於大灣區開始走向富裕或者已經富裕的民眾而言，僅是經濟發展與富裕的生活已不能滿足他們，他們更多需求的是“富足”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品質、身體的健康的提升，醫療的支持和保障成為他們非常關注的事項。

因此，大灣區規劃除了要推動經濟發展之外，還應更多以人為本，發展更多的醫學院，推動更多的醫學發展，建設更多的各類型醫院，並逐步建立大灣區全民醫療保健服務體系，以滿足大灣區民眾對醫療健康愈來愈高的需求，讓民眾可以更加健康地生活和安居樂業。

 

其三、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校大學生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需要依靠大灣區的年輕人，尤其是依靠在大灣區高校就讀的大學生們。但由於大灣區的大學生們成長背景的不同，他們彼此之間需要更多機會和時間來瞭解對方和互相融合，我們認為，如果可以透過體育活動的交流、以及互相到對方城市工作和生活等應是很好的橋樑和紐帶。

在體育活動方面，我們建議打造屬於大灣區的“常青藤”聯盟。美國常春藤聯盟起源於1900年，最早指的是非正式的大學美式足球賽事，是由美國東北部地區的8所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組成的體育賽事聯盟。各個成員學校之間的合作與聯誼是由常春藤學生自治組織——常春藤聯盟學生理事會主導的，活動在每年的春、秋兩季舉辦，每所學校都會派出代表前來參加。在活動中，每所學校的管理層都會討論學校日常事務、或發起活動與倡議。

如果大灣區的高校可以參考美國“常青藤”聯盟的模式，打造屬於大灣區的“常青藤”聯盟，由大灣區的高校發起，舉辦各種常規化的、定期性的大眾體育項目，如足球賽、龍舟和舞獅舞龍等賽事，將可進一步加強大灣區內大學生們的交流和凝聚力。

在大灣區的年輕人才交流方面，如果藉由港珠澳大橋和香港高鐵的通車，僅是推動港澳的大學生、年輕人到珠三角地區工作、生活，那實質是“敗筆”，反而容易掏空港澳的人力資源。

以歐洲為例，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愛爾蘭等歐洲國家爆發債務危機，導致經濟停滯難前，根源在於這幾個國家的勞動力不斷向外出走到德國、法國，連帶大量資本、技術向這些國家外撤，這無疑嚴重損害了希臘、葡萄牙等國的經濟，經濟受挫會影響政府稅收減少、財政收入下降，政府收入減少自然也會削減政府的支出和投資，反過來又進一步衝擊經濟，從而出現了人才越出走、資金和技術越外流、經濟越差反過來又影響逼使人才出走的死亡螺旋。

如果眾多港澳的年輕人去廣東工作、生活，那麼港澳的未來會否出現希臘、葡萄牙等國的死亡螺旋，後果無法估計。但是，我們建議，可以在推動港澳年輕人前往珠三角工作的同時，在廣東的高校中選取部分能力出眾的大學生或畢業生們，在自願的情況下，以“工作假期計畫”（Working Holiday）的方式，或者其它任何適宜的方式前往港澳工作、生活一段時間，此舉一方面可以為港澳補充新的勞動力，另外，也可以通過在港澳的工作和生活，以瞭解港澳的文化和方式，為未來的互相融合奠定深厚基礎。

我們也認為，有關體育常春藤聯盟、“工作假期計畫”的建議可以先在廣東的大學，如暨南大學進行試點。暨南大學是中國內地高校當中，擁有最多港澳學生就讀的高校，已有6萬多香港學生、近3萬澳門學生先後在暨南大學就讀，目前仍在讀的有5000多香港學生和2000多名澳門學生，而香港學生前往中國內地高校就讀的總人數目前也只不過約1.5萬名。

在此基礎下，還可以通過暨南大學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民心與民生工程”的試點，從中總結成功經驗、得出合作模式，再逐步推廣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其它大學，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如今，隨著港珠澳大橋的通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逐步推進，“硬件”

配套已準備就緒，但“軟件”亟需補上，才能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順利推進。而這一“軟件”的核心，實質就是港澳民眾和廣東民眾的融合問題。

我們認為，只有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民心互聯互通，大灣區內各城市之間的民眾不分你我，互相理解對方的訴求、難處，大家都將自己當做“大灣區人”，為大灣區的融合與發展貢獻一份力量，才有助於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和建設。

 

實現one price過程中的衝突如何化解？

如果從經濟學上看，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港澳和廣東要融合，尤其是港澳要融入中國內地的發展浪潮，實際上是體現了經濟學上的“一價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不但體積極大，而且市場需求極大，港澳要融入其中則需要進行調整，以能適應中國內地的市場需求，並反作用於中國內地繼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因此，港澳要和廣東融合，有可能導致港澳的價格逐漸與中國內地尤其是和廣東看齊。港澳尤其是香港目前出現的問題，是在實現one price過程中，在體制、利益、價值觀等問題上出現的衝突，甚至出現反道而行的現象。

例如，香港不少人士，已將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看作是另一個“惠港政策”，認為在中國中央政府這把“尚方寶劍”之下，廣東珠三角地區應該成為香港的後花園，諸如一些民生工程如香港的養老問題、就業問題和土地問題，則可要求珠三角地區的各地政府給予協助解決。對於一些港人的上述“索求”，無疑將會引發珠三角地區政府和民眾的反感，畢竟，只有厚己才能寬人，珠三角的養老、就業和土地問題都尚待解決，如何騰出資源為香港解決上述問題呢？

而且，內地民眾對部分港人這種只求索取不求奉獻的做法早有微言，甚至出現逆反心理。最為明顯的例子，那就是每當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新聞網站出現有關臺灣、澳門的負面新聞和報導，很快就會“被消失”，然而，一旦出現香港的負面新聞和報導，即使是一些較為虛假的傳言，不但傳播迅速，而且也往往未“被消失”，這實際說明了中國內地民心的所向，值得一些港人好好反省，如果要抓住中國內地的發展機遇，和廣東珠三角地區進行融合，該如何在實現one price過程中調整自己的心態和做法。

此外，要進一步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民心互聯互通，也須避免規劃過細，與大灣區的高度市場化相違背。我們打個比方，對於廣州、深圳這些珠三角城市來說，和港澳算是“青梅竹馬”了，珠三角城市和港澳地區在這二、三十年的合作裡，若能開花結果，應該早已“兒女成群”了。但至今既然仍沒有“兒女成群”，那麼，他們可能需要更多的動力或誘因，才能進行深度的合作。這種合作需要自由戀愛，而非僅靠“父母”之命，強扭的瓜不甜，勉強而來的合作最終不會是真正的合作，因此，如何推動大灣區的民心互聯互通，比其它的合作更加重要，更加具有急迫性。

毫無疑問，隨著港珠澳大橋開通，將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促進珠三角東西兩岸的更多交流，但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要更加順利實施，要進一步推進大灣區內部的民心相通，則需要推動大灣區的普通民眾積極參與，促進大灣區的民心進一步互聯互通，並成功令普通民眾在大灣區建設中能夠獲得實實在在的收益和好處，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成功建立在以人的福祉為核心的堅實基礎之上。（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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