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國“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從藍圖走向縱深的關鍵節點。2026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連續第十年“點題”大灣區,並賦予其“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與“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的雙重使命。與此同時,香港特區政府發布的2026/2027年度財政預算案,鮮明地提出“科創驅動、金融賦能”的發展主軸,這不僅是對國家戰略的響應,更標志著香港在疫後經濟重啟中,對自身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堅定決心與長遠布局。
站在這個歷史交匯點,香港的角色定位正面臨深刻轉變。我們不能再滿足於只充當連接中國與世界的“超級聯系人”,而應積極轉身,成為國際科創生態的“核心參與者”,甚至是“原始創新策源地”的共建者。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於深刻理解並善用粵港澳大灣區內核心城市的比較優勢——深圳的產業轉化能力、廣州的綜合門戶功能、東莞佛山的先進制造業產能,以及香港自身的國際金融與基礎研究長板。通過持續的制度創新,將這些分散的優勢聚合為強大的集群效應,方能攜手打造一個真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創中心。
從戰略疊加到價值共創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要“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打造世界級科技創新策源地”。這不僅是對區域創新能力的期許,更是對創新範式提出的新要求: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技術的應用與叠代,更是“從0到1”的原創性突破。
令人振奮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實力已獲得國際權威機構的顯著認可。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中,“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首次超越日本“東京-橫濱”,躍居全球百強創新集群首位。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源於集群內創新要素的密集與活躍:在過去五年間,該集群的專利申請密度達到每百萬人2292個,科學論文發表密度為每百萬人3775篇。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排名新加入了風險資本交易量作為評核指針,而該集群在此項的密度高達每百萬人135宗,這充分凸顯了其引導全球資本支持創新意念轉化的卓越能力。與此同時,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指數2025(GIHI2025)也顯示,粵港澳大灣區在“創新高地”維度位列全球第二,展現出其在技術創新能力、創新企業集聚和新興產業發展上的強大實力。
然而,光環之下更需冷靜審視。過去大灣區的優勢更多體現在技術應用與產業轉化上,但在源頭創新、顛覆性技術的“最初一公里”,我們仍與波士頓、矽谷等頂尖創新區域存在差距。要補齊這塊短板,必須充分發揮香港的獨特價值。香港坐擁五所世界百強大學,基礎研究實力雄厚,其國際化的營商環境與成熟的普通法體系深受全球信賴。香港2026年財政預算案中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正是對此的精準回應:成立“AI+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注資河套香港園區和新田科技城,並推出高達100億元的“科創產業引導基金”。這一系列組合拳,目標直指構建從研發到應用的全鏈條創新生態,標志著香港政府已深刻意識到,單純的基礎研究若不與產業結合,終將是“空中樓閣”;而香港要實現第三次經濟轉型,就必須將自身的科研優勢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制造業優勢進行“基因層面”的深度融合。
深港穗協同的內在邏輯
打造世界級科創中心,核心在於打破城市間的物理壁壘與制度的局限性,構建一個“基礎研究—應用研發—產品制造—場景應用—資本支持”的創新閉環。在這個閉環中,香港、深圳、廣州各自扮演著不可或缺、相互賦能的角色。
首先,香港應鞏固其作為“國際科研金融雙樞紐”的地位。預算案中提到,香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已建成啟用,並將進一步提升算力規模,甚至探討與內地合作發展離岸算力中心。這正是香港的發力點:利用國際化優勢,匯聚全球頂尖人才與數據資源,在北部都會區打造一個開放式的國際科研平台。規劃中的北部都會區大學城,有望成為匯聚國際頂尖院校與科研人才的“新磁極”,為大灣區輸送源源不斷的創新思想。香港的大學在人工智能算法、生物醫藥、金融科技等前沿領域的深厚積累,正是整個創新閉環的起點。
其次,深圳作為“產業轉化加速器”,其作用是將香港的“想法”迅速變成“實物”,並在市場中快速叠代。深圳是全球公認的硬件矽谷,擁有全球最完備的電子信息產業鏈,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多年領跑全國,有著將實驗室樣品迅速轉化為商品的“市場底氣”。“香港研發+深圳轉化”的模式已在華為、大疆等企業的成長歷程中得到驗證。未來,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更應探索實現人員、物資、資金及數據的“無感流動”與“便捷過河”,讓深港兩地真正做到“一個園區、兩種制度、全球資源”,將地理上的“一河之隔”轉化為創新上的“無縫對接”。
再者,廣州作為“綜合服務與應用場景提供者”,為創新提供終端市場的檢驗。廣州現代服務業占比超七成,且在智能網聯汽車、低空經濟等領域的應用場景開發走在全國前列。全國人大代表林至穎認為,大灣區要與京津冀、長三角錯位發展。廣州的角色正在於提供一個超大規模的市場驗證場,讓深港研發的新技術、新產品在這里找到首個應用場景,進而推廣至全國乃至全球。例如,香港研發的下一代電池技術,可以在廣州的智能網聯汽車上進行實車測試;深圳設計的無人機物流系統,可以在廣州的低空經濟示範區率先運營。
從物理聚合邁向化學融合
“一國兩制”是大灣區的最大優勢,但在科創要素流動層面,也曾是最大的挑戰。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每一項都是對制度設計與治理智能的考驗。可喜的是,無論是中央、廣東省還是香港特區政府,都在“十五五”開局之際,展現出更大的改革決心。
在“人”的方面,香港預算案提出推動全民AI培訓,並為企業應用AI提供資助。廣東省則在過去一年吸引了超過110萬高校畢業生來粵就業創業。然而,高端人才及產業工人的跨境流動仍需進一步松綁。例如,可否參考橫琴“單牌車”經驗,為在北部都會區工作的科研人員和高端技術人員發放專屬的跨境通行證,實現日常通勤的便利化?
在“數”的方面,河套港深科技園正在探索跨境數據流動試點,特別是在生物科技與醫療研究領域。一旦香港的科研機構能夠便利地利用內地的臨床數據與樣本資源,其研究成果的轉化效率將呈幾何級數增長,有望在精準醫療、新藥研發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
在“資”的方面,面對覆雜的國際環境,香港的金融優勢應更深度地賦能本地科創。若能進一步暢通內地資金“過河”投資香港初創企業的渠道,並與香港的私募股權、創投基金形成“投早、投小、投硬”的聯動機制,將為大灣區的科創企業提供從種子輪到IPO的全周期金融服務。
人工智能與新型工業化的雙輪驅動
展望“十五五”,人工智能將是重塑全球產業格局的關鍵變量。在這條新賽道上,大灣區具備得天獨厚的領跑優勢。香港財政預算案將AI置於“C位”,但AI的最終落地必須依靠大灣區豐富的制造業場景。以人形機器人為例,深圳的“機器人谷”已聚集了從減速器、控制器到本體制造的完整產業鏈;香港的大學在運動控制算法、傳感器融合等前沿領域有著深厚的學術積累。當香港的“大腦”遇上深圳的“軀體”,再加上通過河套園區便捷流動的科研數據進行訓練,大灣區完全有能力在全球人形機器人競賽中搶占先機,實現從“制造”到“智造”的躍升。
打造世界領先的國際科創中心,其終極目標不只是GDP的增長,也不只是實驗室數量的堆砌。它關乎人的流動、思想的碰撞,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支持大灣區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其內涵遠不止於經濟。當香港的年輕人通過“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不僅能獲得補貼,更能看到清晰的職業晉升路徑;當深圳的科研人員可以像在本地一樣方便地使用香港的大學圖書館與尖端實驗室;當廣州的患者能第一時間用上通過“港澳藥械通”引進的國際新藥——到了那時,所謂的“國際科創中心”才真正擁有了靈魂,成為一個宜居、宜業、宜養、宜遊的“共同家園”。
2026年,是“十五五”的開端,也是大灣區從“全球第二”邁向“全球第一”的新起點。香港作為這一偉大征程中的關鍵一環,必須拿出“不進則退”的緊迫感,主動對接、積極作為。當科技創新的血液在“一國兩制”的軀幹中暢通無阻地流淌,一個真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創中心,必將在珠江口這片熱土上強勢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