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區50+ | 帶路大灣區：傳播中國故事 下個“荷李活”在粵港澳？

來源：《“一帶一路”下的粵港澳大灣區藍圖》

作者：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梁海明、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兼職教授洪爲民、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兼職教授洪雯

借鑒粵港澳大灣區經驗助“一帶一路”建設

“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中國頂層設計，從統籌全局而言，毋庸置疑地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具有指導和促進作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需要配合“一帶一路”整體的規劃發展。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也對“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實施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甚至可以說，“一帶一路”的建設，需要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經驗和發展模式。

其一，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經驗，樹立發展模式。對於發達國家而言，雖然美國經濟已復甦，但歐洲、日本等經濟體經濟欲振乏力，且在美國愈來愈傾向自掃門前雪的趨勢下，亟需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提供一套推動各國經濟繼續發展的方向和經驗。

對於眾多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而言，自身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結構落後，對外資需求依賴甚高和國內政治紛爭不斷等問題錯綜難解，不但衝擊了經濟的正常運行，部分國家更浮現爆發危機的苗頭。部分發展中國家如非洲多國，如何消除貧窮，提高工業化程度，以及保證自主可持續發展，也需要向中國學習發展經驗和文化。

我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各個城市的發展經驗，大可為上述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借鑒。且不論早已高度發達的港澳地區，就算是廣東省內的各城市，如深圳短短三、四十年時間由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世界創新中心的經驗和文化，就非常值得希望在創新領域耕耘的“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借鑒。而深圳的創新文化，深圳的高端製造業文化，深圳的互聯網、高科技企業快速發展的文化出現的原因及經驗，如何吸引眾多高學歷有雄心甚至全世界的年輕人的經驗和模式，也很應當推廣到“一帶一路”沿線各個城市。

除了“深圳模式”之外，“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在引進外資方面還可以參考的範本如“南海模式”（民間資本），“東莞模式”（加工貿易），“佛山模式”（製造業名城）等等，可以說總有一個發展模式值得“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借鑒。

其二，粵港澳大灣區可助推“一帶一路”的“五通”。眾所周知，“一帶一路”建設主要是為了實現“五通”，分別是政策、設施、貿易、資金和民心的互聯互通，而作為中國一個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粵港澳大灣區的各城市，過去數十年均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全球各國保持緊密的聯繫。廣東省的不少城市，也和多個外國城市結成了有實際意義的姐妹城市，這為推動政策和民心的互聯互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貿易實力十分強大，交通非常發達，大灣區內又有香港這一國際金融中心，完全有實力可以為“一帶一路”建設的設施、貿易和資金互聯互通服務。

考慮到“一帶一路”國家在發展水平和步伐上的多樣性，粵港澳大灣區也特別適合拿來作為案例。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是：區域差異大，粵港澳大灣區內既有國內最發達的城市，也有達不到國內平均發展水平的城市，就算珠江三角洲內部，也有達不到國內平均發展水平的城市（肇慶），而且，粵港澳大灣區內又有資本主義（港澳地區）和社會主義（廣東省）兩種不同製度，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可以作為“一帶一路”的一個縮影進行研究，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如何成功推動政策、設施、貿易、資金和民心的互聯互通，這對如何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五通”有非常大的借鑒意義。

其三，粵港澳大灣區有助於中國說好“一帶一路”故事。現在影視作品、文化產品等等的“輕產業”越來越多地作為一國在“走出去”對外傳播時抓住人心、接通民心的紐帶，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上對外開放交往密切的地區，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發揮非常大的作用，也是一大突破口。

美國的荷李活經常通過拍攝華爾街題材電影，來彰顯美國的強大金融力量，以及美國雄厚的經濟實力，務求讓各國觀眾對美國的經濟產生足夠信心，相信由美國來主導世界金融體系、世界經濟體系是較佳，甚至是唯一的選擇。而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環球各國對中國經濟情況興趣日增，香港的影視產品多年來廣受全球影迷歡迎，也湧現了不少國際知名的影視明星，粵港澳大灣區的影視公司完全有實力和知識儲備去拍攝財經題材的影視作品，通過財經影視作品來說好中國故事，傳播新時期的中國經濟實力、能量，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內涵，相信這些影視作品不但可增加各國民眾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也將大大增加“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各國民眾和機構的吸引力，同時也是收視率的保證。

具體來說，拍攝諸如港交所、深交所或者北京金融街的故事，諸如中國中央政府如何協助香港面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襲擊，或中國如何應對2008年的歐債危機、環球金融危機，又或中國如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開通滬港通、深港通的故事等等相關題材。這些題材一方面彰顯中國的經濟實力，例如即使在2016年中國經濟遭受國際各種因素衝擊，中國仍以佔全球約14%的GDP總量創造了佔全球約25%的經濟增量，對全球經濟作出超額貢獻；另一方面也表明未來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動力的轉換，未來仍有實力、仍有能力推動“一帶一路”的建設，以及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必將為世界經濟提供更多的增長動力。

其四，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提供融資。除了港交所、深交所之外，粵港澳大灣區內部未來可考慮成立一個粵港澳交易平台。該交易平台可考慮由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和管理，在交易平台的規則、製度和技術等設置上進行創新，當中既採用內地和香港股市現行的標準，又吸納美國交易所或歐洲大型交易所的規則。通過這種中西結合的方式來創建新交易所，一方面可以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前來上市融資，另一方面，“粵港澳交易所”還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易所進行“互聯互通”，在“粵港澳交易所”上市的企業，也能在沿線國家的交易所同時上市。

相信如果這個交易所能夠成立，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突破和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貢獻，尤其是要吸引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各國未來更多參與“一帶一路”、亞投行，在金融領域合作很可能是一個突破口。

綜上所述，對於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具備了十分牢固的基礎和條件，所以，僅僅將粵港澳大灣區定位為“一帶一路”的樞紐、重要支點，那隻是最低的目標。我們認為，“一帶一路”的建設需要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模式，粵港澳大灣區應該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典範區域，精品區域。

如果粵港澳大灣區的民眾有心懷天下、同舟共濟的胸襟，在尋求國家利益的同時，兼顧沿線國家共同利益，以“是大灣區人，也是地球人”的氣度和包容，更多地參與全球性的議題，並為此作出應有的、力所能及的貢獻，“達則兼濟天下”，最終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共贏，並助力中國未來成為國際經濟、國際金融領域的領導者，才是粵港澳大灣區應當瞄準的最高目標。（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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